走过800个犯罪现场后，堪培拉这名30岁的法证专家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

丽贝卡（Rebekah）走到哪里都会注意到指纹。比如厨房台面上、桌子上，还有很多大多数人并不太会注意的表面。

有时候她自己也会突然意识到，这是在家，不是在犯罪现场。

“对，对，”她笑着说，“我想确实会变得更警觉，会更注意身边其他人的行为，毕竟在工作里看过太多东西了。”

以上就是这名堪培拉女生六年的寻证工作给她的生活带来的一些小变化。

当然，还有更大的改变。

出于隐私原因，我们未公开丽贝卡的姓氏。她是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的一名法证犯罪现场调查员。她粗略估计自己已走进过大约800个犯罪现场，包括入室盗窃、车辆失窃、袭击、性侵、火灾、秘密制毒实验室、凶杀案以及死亡调查现场。

丽贝卡一天的伊始是入室盗窃现场，一天结束时可能在凶杀现场。谁也不知道执行一个任务要多久。

有些现场需要连续处理15个小时。复杂案件则可能需要调查人员连续几天返回现场。轮班结束后，丽贝卡还是会回家。她会跟家人一起吃饭，会看到桌面上的指纹，也会试着抛开刚才经历的事情。

接到任务后，她通常会和另一名犯罪现场调查员一起抵达现场。在指纹被送去分析之前，在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得出结果之前，更早在证据进入法庭之前，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仔细观察。

丽贝卡会先拍摄现场照片，用笔记和草图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再按照流程一步步检查。某个表面上的指纹，一枚鞋印，血迹，微量脱氧核糖核酸（DNA），或者某件看似普通、但也许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对细节非常敏感，”她说。她觉得，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个部门现在女性比男性更多。

而电视剧里，法证调查员往往会一路追着一条线索，最终找到真凶；但丽贝卡的实际工作并不是这样。她负责记录、检查和采集证据。之后，证据就会交到不同专业团队手里，指纹送给指纹鉴定人员，其他物证则交给相应的法证专家进行进一步分析。

十几岁的时候，丽贝卡因为犯罪题材电视剧开始对法证科学产生兴趣。她在11年级和12年级学习了理科课程，之后完成了法证研究应用科学学士学位。多年后，她现在真的走进了电视中的场景。

不过在现实里，并没有荧幕里那些光鲜亮丽的形象。

电视里的人总是穿西装、高跟鞋，但现实完全不是那样，”她说。

检测结果也不会立刻出来。犯罪现场调查员也不会从讯问嫌疑人到分析所有物证，什么都自己做。

“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到现场、做记录、完成现场勘查，以及收集证据。”

电视也很难真正呈现另一件事：当证据周围包裹着悲痛时，那会是什么样子。

“有些我去过的现场，肯定会一直留在我记忆里，”丽贝卡说。

有时候，是现场里的某些东西让人产生共鸣。有时候，是站在旁边的家属和朋友。

“你会真的很替那些家人和朋友难受。”她不愿意描述那些场景。即使匿名也不愿意。她说堪培拉太小了。可能有人只是随手读到一篇文章，就突然发现里面说的人，是自己的叔叔，或者其他自己爱的人。

学会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本身就是培训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AFP）的新犯罪现场调查员，并不会被直接丢进最令人难以承受的现场，任其自我适应。丽贝卡参加过针对逝者的逐渐暴露疗法项目，也就是循序渐进接触死者现场的培训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她会和导师一起到现场，并在不同阶段接受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评估和沟通。

对她来说，大约经历了六次有导师陪同的现场后，才逐步进入下一阶段。

“我们都是人，这种场景永远都会让人难受，也永远会有一些画面挥之不去，”她说。

培训的目的不是消除情绪，而是学会带着这些情绪继续工作，同时不让情感主导工作本身。

在面对难以承受的场景时，丽贝卡会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任务上，“这就是我来着的原因，这就是我现在需要做的事情。”

如果某个现场对一名调查员来说实在太难承受，其他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可以接替。处理完特别困难的案件后，同事之间会交流和复盘，团队负责人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也会主动跟进。

丽贝卡说，过往的经验并没有让她变得麻木。“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脱敏……我们还是会有情绪。”

真正的挑战，是把这些情绪“控制在一个不影响工作的程度”。有些现场让她非常难过。还有一些，她知道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份工作还有一种风险，就是你每天看到的几乎全都是世界的问题。

“我们看到所有都是犯罪，但现实世界并不是只有这些，”她说。

这个区分非常重要。这份工作确实让她变得更警觉，也更注意别人的行为。很多以前可能不会留意的细节，现在都会进入她的视线。

“我肯定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她说。“我想，你会对这个世界究竟在发生什么，变得更加敏感。”

不过，这份工作带给她最深的变化，也许并不是怀疑，而是感恩。

她说，亲眼目睹的那些事情让她对于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普通时刻变得更珍惜。

“当你看过我们工作中会看到的那些事情，就会真的更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她说。

“我回家和家人吃饭的时候，会特别去感受那个时刻，觉得我们还能全部坐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丽贝卡的家人，几乎和法证工作完全不沾边。家里很多人都是教师。不过，她的祖母倒是对这一切有自己的看法。丽贝卡小时候，祖母经常看犯罪电影，现在还会开玩笑说，也许当初就不该让她一起看。

六年过去，大约800个犯罪现场之后，丽贝卡依然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去做别的工作，”她说。

当她采集的一枚指纹、一份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一张照片，或者任何一件证据，能够帮助调查推进，甚至最终在法庭上发挥作用时，她都会很有成就感。

“知道自己能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这种感觉很棒。”

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by Naziya Alvi Rahman on Region Canber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