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国立四家社区托儿所的家长、工作人员和儿童向堪培拉的联邦代表提出诉求。图片：Claire Fenwicke。
由于225名儿童的父母面临明年无法获得托儿服务的可能性，澳国立正面临政治压力，被要求其与社区托儿运营商一起协商解决方案。
此前，该大学宣布不会续签校园内四家社区托儿运营商的经营许可证，这将让它们在六个月内关闭。
来自大学学前和儿童保育中心（UPCCC）、Acton幼儿保育中心（Acton Early Child Care）、校园的Cubby House和Heritage幼儿中心（均位于Acton区）的家长、工作人员和儿童齐聚国会大厦，并且堪培拉参议员大卫·波科克（David Pocock）、凯蒂·加拉格尔（Katy Gallagher）和艾丽西亚·佩恩（Alicia Payne），以及首都领地早教发展部长伊薇特·贝瑞（Yvette Berry）都呼吁大学提供解决方案。
“显然，这些中心备受喜爱……在很难进早教中心的时期，看到中心将关闭并拒绝收儿童真的太可惜了，”参议员波科克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此前曾表示，这四个幼儿中心所在的历史建筑不达标，并将在原址建造两个专门的托儿中心。
这四家机构已受邀提交关于如何单独或共同运营新站点的提案。
贝瑞女士表示，虽然机构有机会提交提案是件好事，但时间“非常短”。
“没有人能在三周内提出运营高质量幼儿教育系统的提案，”她说。
“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更多时间来考虑学校的改变，更多时间让董事和运营商提出良好的提案，并有公平的机会在将来运营这些中心，同时如果遇到不幸的结果，也让家庭和孩子有时间去其他地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发言人表示，协商于6月24日那周开始，目标是在7月22日之前达成协议。
“如果未达成协议，有关部门将启动正式的采购流程，从而确保校园内提供持续的托儿服务，”他们说。
“机构知悉该时间框架，没有寻求或要求更多的时间。”
首都领地和联邦政客已就澳国立和社区托儿服务提供者的问题发表看法。图片：Claire Fenwicke。
家长们担心这个过程。
澳国立学生及大学学前和儿童保育中心（UPCCC）的家长维吉尼亚·米杰（Virginia Meager）认为，尝试让这些中心在新地方合作“非常困难”。
“有四个不同的中心，评级不同……文化不同、社区不同、项目不同，过程会非常复杂，”她说。
“不幸的是，我们研究过的一些（替代的）中心，2025年的申请名单已经截止。他们现在只接受2026年的入学申请。”
“如果现在没有任何选择，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同为家长的卡桑德拉·加尔多尔福（Cassandra Galdolfo）承认，虽然成为商业运营商并不一定是坏事，但这是为了向大家提供选择。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大型的商业提供商所吸引，商业并不总是意味着质量，”她说。
“我认为，在托儿服务如此稀缺的时候……这个决定是短视的。”
参议员加拉格尔表示，澳国立已告知她，有安全报告显示这些地点无法修复，她敦促大学公开这些报告。
“这些决策已经失去信任，而信任需要重建。其中一部分就是分享信息，”她说。
在回答Region的问题时，澳国立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已寻求外部遗产建议，从而了解如何把这些建筑物作为托儿中心运营的同时，履行遗址法律锁定的义务。
“我们被告知，这将大大降低其遗址价值，可能让大学违反监管义务，”他们说。
“仅在过去的12个月里，该大学就完成了244项纠正或反应性维护工作订单，花费近100万澳元，涉及托儿中心所在的四座历史建筑。”
人们还担心含铅油漆，并且2020年冰雹过后还需要进行修复工作。
贝瑞女士表示，在过去六个月内，首都领地并未发现任何中心存在任何危险或安全问题，能让学校做出这个决定。
Lawson Crescent街上规划的托儿中心渲染图。图片：ANU。
对于将以800万澳元的成本取代社区中心的两个“专用”托儿中心，公众提出了质疑。
其中一个已经建成，位于Lennox Crossing路口的一幢可拆卸托儿中心。第二个中心将于今年下半年在Lawson Crescent建成。
澳国立发言人表示，这些设施已经获得监管机构儿童教育和护理保障部门的原则批准。
然而，贝瑞女士表示，除非有实体建筑和运营商，否则无法对这些地点进行全面监管。
“他们目前没有在这些地方经营托儿中心的许可。”
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by Claire Fenwicke on Rio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