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U专家称，澳外交贸易部和国防部对问题的隔离划分阻碍了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图片：DFAT。
近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专家们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澳大利亚政府雇员们需要扩展他们的见识、改变思维惯性，并采取系统性方法，从而解决澳大利亚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面对的越来越多的“棘手问题”。
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的约亨·普兰特尔（Jochen Prantl）教授和伊芙琳·吴（Evelyn Goh）教授表示，从澳中关系到乌克兰战争、从气候变化到灾害应对等，政府在处理一系列复杂问题时，需要拓宽战略并实践更明智的治国之道。
普兰特尔教授表示，公共服务部门的结构以及风险规避的运营方式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他说，研究中心针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项目，主要是在国防部门（Defence）和外交贸易部（DFAT）。培训项目的反馈和结果显示，相关的政府雇员们倾向于隔离划分问题，这阻碍了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
这篇论文以新冠疫情、阿富汗和中美竞争为例，并将问题延伸到气候变化和其他棘手问题上。
普兰特尔教授说，极其复杂的问题通常与其他问题相互关联，因此无法用现成的或千篇一律的方案来解决。
他说，我们需要呼吁创新思维，超越现有的思路，不拘泥于政府现有的方法，但这也需要我们接受失败——这是很多政府雇员不愿意做的事情。
“目前还没有可供学习的基础设施，从而可以让有关人员持续反复地评估政策方案，”他说。
“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呼吁改变范式思维的原因。”
普兰特尔教授敦促各部门主管创建内部环境，鼓励人们跳出框架思维模式，鼓励犯错误并将其作为学习和创新的机会。
他说培训很重要，但并不是全部，公务员需要从改变心态开始，接触更多超出自己舒适区的领域。
面对澳中关系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普兰特尔教授呼吁各国政府在处理问题时更好地运用治国之道。图片：澳国立Jochen。
他说：“这需要更强烈的意愿，主动选择跳出自己部门的条条框框，参与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政策领域，与其他部门的公务员建立联系和网络。”
普兰特尔教授表示，气候变化是跨越一系列政策领域的问题，对许多机构都有影响。但在国防部门，他遇到了一些阻力，部门内的一些公务员认为这不是他们的核心业务，尽管这个问题存在明显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影响。
他说，澳大利亚需要超越狭隘的认知，实践基于国家利益的治国之道。
“如果你在行使治国之道时不考虑更广泛的系统大背景和大环境，那就很难追求真正的国家利益，”他说。
普兰特尔教授举例说，澳大利亚将所有鸡蛋都放在当前盟友的篮子里，这限制了整个国家的选择，而此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开放的和区域性的方法。
“治国之道的系统方法需要塑造国际环境、政策环境，”他说，“例如，这需要澳大利亚发挥其区域作用，其重要性远远超出AUKUS（澳英美联盟）或仅关注美国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与东南亚进行更深入的接触。”
“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选择中国现在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是我们的朋友，而忘记了中澳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以及仍在塑造的中澳经济关系。”
普兰特尔教授表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典范，它通过治国之道最大化其国际地位。
“因此，这种战略外交和治国思想不仅适用于大国投资和国际战略，而且适用于日常的政策制定，这一点非常重要。”
《重新思考21世纪复杂性的战略和治国之道：战略外交案例》 已发表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
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by Ian Bushnell on Rio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