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戈利（Jane Golley）教授围绕常见的中国经济误解发表演讲。图片：Jamie Kidston, ANU。
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这是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阿恩特-科登经济系（Ardnt-Corde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的知名经济学家简·戈利（Jane Golley）在近期“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年度讲座上的提出的问题。
在由公务人员、外交官、学者和学生组成的听众前，戈利教授从正反两个角度分别做出了论述。
在这场名为“中国经济：事实、虚构、信念和灵活思维”的讲座中，戈利教授说道：“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预测和对于中国经济强劲与赋有韧性的说法并存。”
“中国的竞争优势会因为‘人口不足’而消退，还是人口增长放缓并没有那么灾难性？习近平主席会带领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是会限制经济增长并让这个目标成为不可能？习近平的“铁腕政策”能否带来绿色增长？‘债务陷阱外交’是真的，还是被杜撰出来的说法？”
戈利教授表示，基于她十多年来对中国问题的相关研究，对于中国人口崩溃的说法她长期以来保持异议。
“这项研究始于了解到邓小平计划到2000年将中国人口增长降至零，从而帮助实现届时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完全实现人口增长降至零的目标，不过到1996年国民人均收入确实翻了两番，”她说。
“虽然生育率下降并不是唯一的驱动因素，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显著因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前所长蔡昉表示，在1985年至2013年的‘增长奇迹’期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一可以用生育率下降来解释。几十年来中国官员和学者都在庆祝这种‘人口红利’，这是合乎情理的。”
“再到2016年推出的二胎政策，现在是三胎政策。支持这一政策转变有非常合理的非经济原因，我也绝对支持。不过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降低生育率对提高人均收入这么重要，那么提高生育率又如何是一件好事呢？是的，相比其他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但其公民的生活也要好得多，同样的原因：生育率下降。”
她表示，提高退休年龄和劳动力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参与率）是提高劳动者在经济中的占比的两个直接方法，从而减少老年依赖问题。
对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将提高当前和未来劳动力的生产力。
“中国政府是否会对这些进行投资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这与习近平最近所强调的‘共同富裕’相关，”戈利教授说。
“根据习近平的说法，这个愿景意味着‘所有人将在物质和精神上实现共同富裕，并不仅仅是少数群体’。”
“与邓小平几十年来‘不存在贫富差距’的呼吁一致，（因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涵义”，共同富裕最终能否提供解决方案？”
戈利教授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不再是其成功发展的唯一衡量标准，而是将重点转向更具包容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的高质量增长。
她说：“我更加确信‘债务陷进外交’是一个纯属杜撰的概念。这个词是西方媒体用来描述中国政府‘一带一路’以及其他全球投资情形。”
“然而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词）没有意义：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对另一个国家投资并希望这些投资失败，并以此获得对受援助国家的影响力，从而对其带来恶意影响？”
她解释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追求权力和影响力，“因为这是‘大’国做法”。在此过程中，部分跨国公司表现糟糕“因为这是（部分）跨国公司所做”。
“这个非常复杂区域的真实状况（地缘政治、经济和宏大战略交织在一起）很难确定。但我们至少应该排除这一路走来的假想问题。”
“增长率有很多影响因素，包括在决定中国何时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方面，增长率起到显著作用，以及这对中国如何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力量方面有什么意义。”
“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中国14亿公民，未来是否是高质量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包括包容性和绿色）。实现这一点将是未来几年对中国政府能力的真正考验。”
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by Chris Johnson on Rio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