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U的毕业生。大学以提供完整的校园体验而自豪。图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政客们习惯于被新事物所吸引，尤其是那些花里胡哨却似乎可以解决政治难题的高科技。
对于联邦教育部长艾伦·塔吉（Alan Tudge）而言，大学可以通过转为线上授课，从而摆脱其依赖的国际学生（主要是中国学生）无法返校的困局。
在历届联合政府削减了实际资金之后，许多大学别无选择，只能从国际学生中寻找有利可图的市场，目前，塔吉先生对这部分市场规模感到担忧，尤其是一个国家占据了大部分的国际学生生源，这被证明是有问题的。
新冠疫情的出现使得国际互通关闭，这个每年为ACT经济带来超过10亿澳元价值的领域遭受了巨大打击。但塔奇先生认为，大学应该通过利用互联网来填补这一窗口期，而不是期望在疫情之后很快能回归到过去的状态。
除了大学的资金问题、现场授课问题、以及国际学生市场本身的问题之外，简单地将授课推至线上并依赖网络来交付课程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就像公共服务机构和企业离开办公室在家办公、同时以Zoom线上会议为主导一样。
虽然在社交限制和封锁期间，互联网可以让我们继续在家中学习和工作，但事物总是有正反两面。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生产力与人际关系重要性的激烈辩论。
许多大学，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和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已经开设在线课程。很多学生在这个互联网时期的校园经历都与疫情之前截然不同，在互联网时期来临之前，讲座和辅导课程对学生们的学习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在，许多学生都有全职工作，并且甚至没有在校园的最低要求。
学生们过去常常抱怨讲座的课堂人满为患，缺乏与讲师和导师的互动。现在，课堂上可能有数百名远程学生，而这些学生可能永远都不会和教他们的老师碰面。
不管怎样，他们仍然拿到了学位，但有人们想知道的是，这样的校园经历中，学生们失去了什么。
通过Zoom视频进行远程辅导，或是通过在线讲座授课，能否为学生提供与传统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教学方式相同质量的教学经历与体验呢？并且，在面对面的学习过程中是否更容易进行思想互动呢？
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提供大学应该给予学生的深度学习吗？还有，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们挑战自我思想和观念提供空间吗？
远程教学的危险在于，基本的教育水平可能会受到侵蚀，大学会变成学位工厂，只能生产出一批又一批工作场所的零件。颇具讽刺的是，这些零件们甚至可能还没有为在公司里担任某个职位做好准备。
在线学习可能适合某些学科，但并非所有学科，澳国立（ANU）副校长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教授在回应塔吉先生的评论时指出，理工类学科的学生应在校园内进行实验室工作。
他还强调，完整的校园经历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为学生授业的关键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线上授课）还存在许多技术和后勤上的问题，比如学生分布在全球各地进行面对的同步线上活动的问题、互联网本身的反复无常和供电的不稳定性、以及政府的控制，如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一些在校学生抱怨这种混合授课方式会阻碍他们面对面答疑、以及进一步从讲师那里获得建议的能力，因为所有学生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并享有平等的机会。
也有部分参与线上课程的学生指出，他们感到较高的压力和孤立感。
塔吉先生的观点是，大学正受到这种诱惑——通过增加在线课程及报名人数来扩大学校收入，同时以牺牲校园授课体验为代价。
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改变了商业惯例和大学的理念。它为更多的学生，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学生提供了开放的机会，并让他们均有可能接受教育。
但是，如大部分的其他情况下一样，过度依赖远程技术将会降低人们的体验并让人们疏离。
在如今高科技日益月异的世界之中，如果可能的话，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师生关系应该受到更好的培养。在扩展线上课程之前，学校也许应该对学生的校园体验、学习质量和最终成果（包括毕业生何时入职）等方面进行更多研究。
互联网如酒，我们可以让它为我们所用，但千万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的主导。
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by Ian Bushnell on The Rio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