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格里芬湖。图片：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
堪培拉现在总是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格里芬湖的北边还是南边？你在哪边住？
假如1959年，时任财政部长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决定，那么现在我们可能就不会这个纠结的问题。因为当时他认为建造格里芬湖是浪费国家的资金，并已将建设项目从预算案中剔除。
但幸运的是，当时的国家首都发展委员会（NCDC）委员约翰·奥弗尔（John Overall）的职责是落实格里芬计划（Griffin Plan）的进度，并耐心地等待时任总理孟席斯出访女王归来。
在此计划中，格里芬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以至于在总理刚刚降落堪培拉机场，奥弗尔就去找总理见面，并且正是在停机坪上，这个项目才被重新纳入到预算案之中。
全长11公里，最宽处1.2公里，平均水深4米，最大水深18米（在斯克里夫纳大坝附近），环湖距离约40公里，不过湖泊实际上比原计划要小。
1909年，政府测量员查尔斯·斯克里夫纳（Charles Scrivener）对联邦首都领地（Federal Capital Territory）进行了勘测，后来斯克里夫纳大坝（Scrivener Dam）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等高线图被用来设计新首都且包括观赏湖。
格里芬计划非常几何化，有三个相对独立但相连的湖泊，不过后来又被修改成更自然的设计，即一个单一湖泊配有三块盆地，分别是东部、中央和西部盆地。
1963年，斯克里夫纳大坝开始用于莫隆洛河蓄水，不过大自然好像并没有很配合。随之而来的干旱虽然帮助大坝、湖床，以及联邦和国王大道大桥迅速完工，但湖面却需要降雨来填满。
幸运的是，1964年4月的一场倾盆大雨打破了干旱状况，只用了短短六天的时间，就把这个蚊子出没的水坑变成了充满水的湖泊。
当年10月，这片湖由时任总理孟席斯（Menzies）揭幕，不过还是有一些人并不喜欢这片湖。早先的皇家堪培拉高尔夫球场（Royal Canberra Golf Course）的会员们看到他们心爱的场地被水覆盖并不开心。除此之外，公开的公众舆论还包括对泥滩和蚊子或雾气、生产性土地损失的担忧，还有最大的担心是关于成本。部分官员称该计划是“宏伟的”。
在湖泊落成典礼的演讲中，总理孟席斯打趣道：“有强大的力量声音，因为这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在这里”。
1964年格里芬湖的落成典礼上聚集的人们。图片：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
这片湖泊形成了六座岛屿，其中最大的是斯普林班克岛（Springbank Island），如今这里是皮划艇运动员和浆手们的热门聚集地。“斯普林班克”是以19世纪20年代授予约翰·麦克弗森（John MacPherson）的土地来命名的。斯普林班克也扩展到现在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所在地。
在2015年对斯普林班克岛的一次考古挖掘中发现了很多原住民文物，从这些物品中可以看到当时欧洲人前来时，这片地区原住民有很活跃的生活痕迹。挖掘过程中还发现了欧洲人前来定居的证据，比如门把手、钉子和金属按钮。
尤其有趣的发现是一个玻璃瓶塞，据信这是早期欧洲居民的，这表现出他们可能更喜欢朗姆。
国家钟琴所在地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岛（Queen Elizabeth II Island），以前是阿斯彭岛（Aspen Island），建立这座岛是为了给水的流入创建一个缓冲区。钟琴是在1960年代后期才建造的，所以当时的约翰·奥弗尔（爵士）常常会在湖边慢跑顺便检查下进度。
毫无疑问，他很高兴看到那些年里这座湖发生的一点点变化。
现在，大家总是热衷于说堪培拉的南北分界，但当时的总理孟席斯却认为，这座湖是非常特别的，他说：“这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是安静跳动的心脏。”
彼得·科利特（Peter Corlett）在伯利格里芬湖湖畔的孟席斯大道上创作的总理孟席斯雕塑。图片：Marg Wade。
孟席斯大道（Menzies Walk）距离Regatta Point点不远处有一座总理孟席斯的雕塑，是艺术家彼得·科利特（Peter Corlett）的作品，来表彰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对堪培拉的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也包括伯利格里芬湖。
Original Article published by Marg Wade on Riotact.
